霍尊的一首《卷珠帘》，引起争议最多的，是它的歌词，所以，当《中国好歌曲》进入“主打之争”阶段之后，再次亮相的《卷珠帘》，被动了大手术，编曲近乎重新来过，加入琵琶和萧，歌词也更具古意，尤其结尾那段，原本是“细雨落入初春的清晨，悄悄唤醒枝芽，听微风，耳畔响，叹流水兮落花伤，谁在烟云处琴声长”，修改后成了“细雨酥润现烟外绿杨，倦起愁对春伤，残烛化，晓风凉，归雁过处留声怅，天水间谁抚琴断肠”。 改动的意向非常明确，古一些，再古一些。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动？因为，此时此地，“中国风”歌曲，代表了一种特别的需求：距离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越远，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靠近它的需求越强烈，和那个时代的生活情境差别越大，模拟它的时候也得越逼真，它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的产品，和别的流行歌曲有着清晰的界限。
上世纪初，流行音乐草创的时代，这种需求远没有这么强烈，“中国风”并不是一种界限清晰的表达方式，那时候的歌，在今天看来，其实都是“中国风”的。尽管，略早一点的萧友梅、黄自、赵元任、李叔同，大多受过西方音乐教育，稍晚一点的陈蝶衣、陈歌辛、黎锦光、姚敏、严华，代表的是以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文化，他们的歌，是城市文化的“声响标志”。但那个古中国，还是无处不在。热爱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的吴剑女士，曾经搜集整理了几本老歌集，从纸上看来，那些歌的词和曲，骨肉和魂魄，都是古意昂然，尽管那魂魄，多少有点浓艳流俗。
也有迹近现代人表达的，比如一首《女同学》，唱的是两个女同学，一个“理想追求最重要，品行道德都高超”，另外一个却是“高档的服装天天换，高跟皮鞋三寸高”，最后，她的下场是“想找工作没人要”。还有白光的那首《今夕何夕》：“今夕何夕，云淡月稀，夜色真美丽，只有我和你，才逃出了黑暗，黑暗又紧紧地跟着你。”非常轻倩美丽，和现在我们的歌已经很接近了。只是，这样的歌，非常少。
五十年代之后，进展也没有加速。香港是老上海的镜像，台湾是旧中国的镜像，过去的时代继续活在镜子里。四十年代上海的老歌，在跃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后，又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台湾续上了余韵。周旋、白光、李香兰的歌，在更加新鲜的声音里，在更加明艳的红唇上借尸还了魂。
董桥给林青霞的散文集《窗里窗外》写的序中说：“我的台湾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荒村鸡鸣，断桥蓑笠；她的台湾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旧民国的教养还像柳梢的月色那样朦胧，带着淡淡的矜持楚楚的爱心还有庭院深深的牵挂。”那还是一个欲舍未舍、将断未断的时代，旧时的意象还管用，从前的抒情方式也还能罩得住。尽管，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听到摇滚乐，但在它没被吸收消化之前，它只是一种显示演出场所趣味和档次的标记而已。
即便是校园民歌时代，“燕子”、“落花”、“白云”、“春雨”、“江枫渔火”也还时常出现，但校园民歌运动落幕之后，后果出现了。罗大佑、李宗盛等等曾经的校园民歌主将，开始创造更具现代流行音乐意识的作品。“中国风”开始和别的流行歌划出了界限，它通常是晚晴或民国为背景的电视剧歌曲，例如“八点档女王”王芷蕾唱的那些歌，或者陈玉贞（娃娃）作词的那些歌（这些歌是“中国风”迄今为止最美的收获）。邓丽君1983年的专辑《淡淡幽情》和相应的MTV，用唐宋词谱曲，并用统一的形象设计，来为“中国风”划出边界。而这之前一年，罗大佑刚刚发布了那张极具震撼性的《之乎者也》。
“中国风”的边界越来越明晰了，越来越像一种风格，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吸纳新的营养，新世纪之后，电子游戏昌盛，“中国风”歌曲带上了仙侠、奇幻的味道，指向特别的情境：游戏中的那个古代世界。周杰伦、林俊杰、许嵩、胡彦斌的歌里，“红颜”、“烟雨”、“江湖”，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物了。
科幻小说作家夏笳曾说：“科幻小说是技术时代对史诗的模仿，它想象在支离破碎的现代生活世界之上还有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总体性世界，一个可以回返的心灵家园。”“中国风”歌曲，其实有类似的作用，是对那样一个还没有四分五裂世界的追怀。只不过，和科幻小说相比，一个指向未来，一个指向过去。“中国风”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观测我们在心理上和那个时代有多远，当它越逼真，在形式上越具古意，那种遥远也越彻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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